毛泽东解冻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与谈判策略（上）

恢复与取消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
        20世纪60年代，在“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外交走上了同时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的道路，外交工作中更是出现了召回驻外人员、火烧英国代办处、四处推行“世界革命”的闹剧。此外，从1968年初开始，苏联军队不断侵入中国边境制造流血事件，中苏边境紧张局势日益升级。1968年8月，苏军大举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帝国主义”的姿态咄咄逼人。中国感到自己的国家安全日益受到苏联的严重威胁。
       中美大使级会谈是冷战时期架在两国之间的唯一一座沟通“桥梁”。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中方始终坚持台湾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一概不谈的“一揽子”谈判方案。1968年5月18日，因驻外官员被召回国内参加“文化大革命”，且考虑到越南同美国开始在巴黎进行会谈等情况，中国方面便以中方大使仍不能返任为由，建议将原定于5月29日举行的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延期到11月中下旬。
       中美大使级会谈尽管中断，但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促使美国国务院时刻关注着恢复联络的时机。从美国国内情况来看，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公众对政府实行孤立中国和对华管制政策的支持逐渐减弱，要求开放同中国文化交流和商业往来的呼声日益高涨。就国际环境而言，中苏关系日渐紧张，这对于在与苏联的军备竞赛中显露劣势的美国而言或许是个可以利用的战略机会。1968年9月17日，美国国务院向中国发出了在11月20日恢复华沙会谈的提议。中方对美方提议迅速作出了答复。
        不过，中方并没有对恢复会谈的日期作出明确的答复，一直拖延至11月初。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似乎不愿意表现得太“急切”，不愿让美国人“发号施令”。对美国恢复美中大使级会谈的建议，他们是在有意拖延。其实，在1968年冬，毛泽东饶有兴趣地阅读了有关美国总统竞选的材料和尼克松的《六次危机》，对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的前景表示“欣赏”。他还首先注意到尼克松在1967年10月发表的文章，其中提到不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容不得十亿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毛泽东认为，尼克松如果上台，美国有可能会改变对华政策，并叮嘱周恩来阅读这篇文章。周恩来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指示外交部门注意对美国战略动向的观察与研究。
      这种“拖一拖”、让对手着急、以压促变、静待时机以提高谈判价码的策略，早在新中国建交谈判中就已运用。1950年1月20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指示，“对英国、印度等国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其目的在出些难题拖延时日，表示我并非急于要和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及其附属国建立关系，相反倒证明这些国家是在急于要钻进来，同时也可使帝国主义集团推迟其钻进来的时日”，并批评外交部的同志不了解“拖一下”的作用，认为“陷于僵局”是不对的，“这里并没有什么僵局，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
      由于一直得不到中方对会谈日期的答复，美方在几次催促后，被迫于1968年11月18日单方面宣布延期。不久，经毛泽东批准，中方向美方建议于1969年2月20日举行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并重申中国政府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一直遵循的两个原则，即“首先，美国政府立即从中国领土台湾省和台湾海峡撤出所有的军事力量，并拆除在台湾的所有军事设施。第二，美国政府同意中国和美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达成协议”。美国的外交官员们和即将上台的尼克松政府关注到了中国发出的微妙的政策调整信号，认为“文化大革命”似乎已经结束，北京方面在外交方式上出现了新变化。中国的提议“表现出很大的战术灵活性，这样的声明在一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从1968年11月底开始，中美两国的外交官员开始就会谈的时间、地点等事宜开展了沟通和协商。然而，1969年2月4日一个突然的外交事件发生了：中国驻荷兰大使馆临时代办廖和叔（二秘）叛逃。事件最初并没有对即将召开的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产生影响，中方依旧在2月5日口头告知应邀赴中国驻华沙大使馆的美方外交人员，中国同意会谈在双方均已同意的时间，在以往由波兰政府为中美大使级会谈提供的地点召开。不过，中方的抗议还是在2月6日晚8点传达至美方：中方以中国驻华沙大使馆代办陈东名义致函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以强硬的措辞抗议美国为廖和叔叛逃提供庇护。尽管中方向美方发出了抗议信，但美方并没有料到事情会对即将召开的大使级会谈造成什么严重的影响，还在2月10日就会议使用语言等问题同中方展开积极的沟通。不过8天之后，当美方还在为会谈积极筹备之时，事情发生了令他们大吃一惊的变化：18日上午10点，中国驻华沙使馆官员向美外交官递交信件，除了表示强烈谴责之外，还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在目前美国政府一手制造的反华气氛下，按照原定计划在2月20日举行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显然是很不适宜的”。随后，中国政府发表了取消大使级会谈的声明。
      中国政府取消此次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时间值得推敲。中方通知美方取消会谈是华沙时间2月18日上午10点，此时正是北京时间2月18日下午5点。2月19日，亦即中方通知美方取消华沙会谈后的第二天，毛泽东便找来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和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会议。会议一开始，他就说：“你们几位老总研究一下国际问题，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之后，经过四位老帅的研究，陈毅写报告建议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并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
      时过多年，在回忆这段取消会谈的历史时，时任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联络秘书、中国驻波兰大使馆随员的骆亦粟认为：中国领导人之所以采取取消会谈这一坚决行动，固然与重视廖案及“文化大革命”氛围有关，同时也是对美国大选后的新政府来一个攻势，是以压促变策略的继续。
      毛泽东为何在取消中美大使级会谈后，就立即要求四位老帅研究国际问题？中方取消华沙会谈的目的是什么呢？据罗马尼亚方面解密材料来看，1969年5月12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在同罗马尼亚驻华大使会谈中表示：
      鉴于美国继续占领中国台湾并且支持“两个中国”的政策，继续对华敌对的立场，中国方面依然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没有改变。美国刺探中国政府对改善中美关系的立场，是侵犯加谈判的两面手法。中国政府对美国的态度是基于其对华的实际行动，而不是言词。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的恢复要看美国态度的转变。
      中国领导人最先决定推迟中美会谈，随后又积极回复美方要求恢复会谈的提议，并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要等待尼克松政府上台后试探其有无新的政策动向。然而美国为廖和叔提供庇护这一外交事件突发，中方取消会谈的策略，或是要以“叛逃”一事借力发力、顺势而为，促压美在台湾问题上作出实质性的举措。于是，一直到1969年12月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巡逻由定期改为不定期，中国方面才在恢复大使级会谈一事上作出了最后的决定。
延迟同意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访华
       中方取消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后不久，1969年3月，中苏在乌苏里江边境一带爆发冲突。苏联从6月份开始加紧反华外交，这引起了基辛格和尼克松“要加倍努力同北京建立联系”的兴趣和决心。6月17日，美国东亚事务专家、长期以来关心中国问题的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给周恩来写信，要求访华并会见周恩来或其助手。信中说美中“二十年长期交恶”不应继续下去了。6月26日，尼克松给基辛格写了一封信，鼓励曼斯菲尔德访问中国的计划。
      1969年7月26日，周恩来收到西哈努克转交的曼斯菲尔德要求来华会见周恩来、就中美关系问题进行接触的来信。这是中美关系僵持20年来，美国要员第一次主动提出访问中国。无疑，这对于中国领导人而言，又是一个缓和中美关系的契机。然而，中国领导人最终鉴于1969年7月事态的发展，决定暂时搁置曼斯菲尔德的访华请求。
      1969年7月11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作报告。他一方面倡议苏美举行高级会晤，以发展两国间的“广泛合作”，并在国际问题上“寻求一致的立场”；一方面大肆攻击中国。21日，美国和柬埔寨恢复代办级外交关系，美国国务院还在同一天宣布放宽对美国旅游者购买中国货物以及美国公民去中国旅行的限制。25日，尼克松在关岛发表谈话，承认在越南战争中“受挫”。26日，在西哈努克向中国驻柬埔寨大使转交曼斯菲尔德的访华请求信时，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突然约见中国驻苏代办，面交苏联部长会议给中国国务院的内部声明，要求举行苏中高级会谈。
      对于这一系列事态的发展，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老帅研究后认为，尼克松的“关岛演说”表明美国要从越南逐步撤军，而苏联大力推动建立“亚洲安全体系”正是要填补美国撤出亚洲后的“真空”，因此尼克松的亚洲五国之行意在巩固美国在亚洲的影响，而与柬埔寨复交、出访罗马尼亚、传递曼斯菲尔德要求访华的信件，表明尼克松想要“拉中国、压苏修”；而葛罗米柯鉴于尼克松访问罗马尼亚会在东欧引起连锁反应，从半个月前的大肆攻击中国到要求举行苏中高级会谈，大概是害怕“中美缓和”，后院起火。因此，“现在美帝憋不住了，苏修也憋不住了，它们的矛盾不可开交，都向中国送秋波，都向对方打中国牌。局势到了转折关头，后面还会有文章”。
      果然，尼克松在此次出访中的言论以及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在8月8日的演说，都表明了美国反对苏联建立“亚洲安全体系”的立场，希望中国走出“孤立”状态，在亚洲和太平洋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愿意同苏联和中国都建立友好关系。同时，原定于1968年5月举行的中苏国境河流第十五次航行例会，因苏方破坏，延至1969年6月18日至8月8日在苏联伯力举行，就中苏国境河流航行的某些具体问题达成了协议，并签订了会议纪要。
      陈毅等四位老帅认为，既然美国要利用中苏矛盾，苏联要利用中美矛盾，那么我们应当有意识地利用美苏矛盾。苏联渴望与美国进行首脑会晤，但是尼克松迄今没有同意，他们于是反过来要同中国举行高级会谈，目的之一是想捞取向美国施加压力的资本。我们应当既不急于表态，以免造成屈服于其武力威胁的错觉；但同时坚持中苏国境河流航行谈判，同意进行只涉及中苏边界问题的部长或副部长级会谈。一方面向苏联表明我们在坚持原则下寻求缓和，与苏联维持较正常的国家关系，避免边界武装冲突；另一方面又要使美国对中苏改善关系担心，加快美国接近中国的步伐。对美国方面，“对曼斯菲尔德的访华要求不予置理。美急于同我接触，我应保持高姿态，再憋它一个时候。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原定1968年5月29日举行，由于美扩大侵越及美、越和谈，我借故三次延期。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可恢复华沙谈判”。
       因此，在四位老帅看来，发展、保持同苏联的谈判关系，暂时冷落美国曼斯菲尔德的访华要求以及搁置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一方面是维持与苏联的正常的国家关系，避免再出现边界武装冲突；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以此刺激美国加快接近中国的步伐，待到水涨船高之时，再开闸泄洪，给苏联方面更有力的冲击。所以，到1969年8月上旬，中国对美国方面的对华缓和的言论和政策举动，依旧不动声色；而曼斯菲尔德访华的提议，也被一搁再搁，直至1972年春尼克松访华之后才得以成行。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和建议，成为毛泽东作出解冻中美关系的重大战略决策的前奏。

     1969年初中国取消大使级会谈后，美国国务院和白宫并没有停止对华主动政策的研究。1969年7月21日，就在尼克松开始访问亚欧多国的环球旅行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了放宽对华贸易和旅行的限制。此外，就在此次环球旅行期间，尼克松请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领导人向中方表达希望缓和中美关系的意图。
      由于迟迟得不到中方的任何反应，1969年9月，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奉命回国述职，尼克松请他在返回华沙后，设法在私下里通过在华沙的某中立国大使馆举办的外交招待会，直接向中国代办传达口信。
      1969年12月3日，在南斯拉夫驻波兰大使馆举办的时装展览会上，斯托塞尔追逐中国外交官，表示希望约见中国代办，尼克松愿同中方进行认真具体会谈。中国在华沙的外交官意识到此事意义重大，于是立即将情况报告国内。当晚，周恩来看到中国驻波兰使馆发来的电报后，立即向毛泽东报告，说：“找着门道了，拿着敲门砖了。”
     毛泽东一直热切盼望着的“门道”和“敲门砖”究竟意指什么？正当此时，中国领导人已经先后收到尼克松委托法国、巴基斯坦、罗马尼亚等国领导人传递过来的缓和信息，并且注意到美国方面正在为改善对华关系展现出越来越多的姿态。此前不久，美国方面主动决定停止两艘美国驱逐舰在台湾海峡的常规巡逻，并且有意把这一决定通过巴基斯坦透露给中方。然而，毛泽东一直没有对美方的积极举措作出任何回应。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他需要直接获取来自美国的确切的缓和信息；另一方面也是缺乏作出回应的渠道，还在寻找作出回应的恰当方式。在华沙，斯托塞尔追逐中国外交官的这出外交“闹剧”，竟成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序曲。毛泽东立即批准中美代表在华沙接触。
      12月4日，出乎美方意料的是，中国领导人作出了一个酝酿有时但并不要求美方对称回应的积极之举。毛泽东批准释放两名于1969年2月因乘游艇驶入广东珠海附近海域而被中方拘留的美国人。12月7日，中方将这一决定通知美方；三天之后，中方同意美方提出的会见中国代办的要求，中国驻华沙大使馆临时代办雷阳将于12月11日在中国大使馆会见美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就在这次会谈中，斯托塞尔正式提议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
      当美国酝酿在对苏抗衡、结束越战的大棋局上挪动中国这枚棋子的时候，在中国的大棋局上，中国领导人还在审时度势，争取最大的战略主动权。1969年底，中苏在边界谈判和界河航运谈判上立场尖锐对立，谈判拖而不决并无多少进展。同时，美苏也在就限制战略武器等问题进行谈判。中方已发觉，苏联在力求制造中苏谈判有进展、关系有缓和的空气，以获取宣传上的好处。在此情形下，如果中苏谈判进展太快，就会被苏联利用来加强其对付美国和中国的地位；但中国若能一方面拖延对苏谈判，另一方面改善中美关系，则会增加苏联解决中苏间问题的紧迫感，中苏关系前景也有望趋向缓和。12月中旬，鉴于此时中苏边界谈判正值休会，为争取最大的战略主动权，中国领导人并不急于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而是要利用中苏边界谈判休会的契机，选择合适的时机恢复与美国的大使级会谈，以促压苏联让步。
      在中国领导人决定暂不对美方所提恢复会谈一事予以回复、静观其变的这段时间内，美国先后作出了一系列的政策举动，昭示对华政策的微妙变化。在中美大使级会谈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美国开始着手实施停止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常规巡逻、减少美国在该地区舰艇数量的政策；12月15日，又宣称将在15天内移走部署在日本冲绳的核武器；12月19日，发表声明宣布进一步放宽对华贸易限制。
      毛泽东通过以压促变的策略和释放美国犯人这样微妙的举措，逐渐向美方释放缓和的信号并掌握了战略主动权，而美方一系列的主动举措也满足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的战略预期。于是，中美两国以“小步舞”的方式，开始了解冻双边关系之旅。
      中方在1970年1月7日下午回复美方：同意于1月8日下午3点在美国大使馆举行会晤。在1月8日的会谈上，中方同意美方恢复两国政府代表正式会谈的建议，提议于1月20日举行第135次大使级会谈。当天，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宣布了这则消息。

     1971年4月7日，毛泽东决定邀请在日本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赛后访华。
     在毛泽东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后，中方随即发给几名西方记者签证以便采访球队。中方的这一突然举动出乎美方的意料。美国副国务卿理查德森在给基辛格的一份分析报告中指出：这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首次向美国运动队发出热诚的邀请。发出邀请的时间恰好是北京开始允许越来越多的外国访问者进入中国，且美国在1971年3月15日宣布进一步取消旅华限制之后，“代表着中国对美国主动缓和姿态的反应”。“最重要的是，它展示了北京在处理外交关系上的开放和自信。”
     1971年4月13日，尼克松下令采取一系列新的步骤，放宽对中国的货币、航运和贸易管制。同一天，在首都体育馆，中美两国运动员举行了友谊赛，并在赛后合影留念。4月14日，周恩来会见了应邀访华的美国、加拿大、哥伦比亚、英国和尼日利亚乒乓球代表团。周恩来设计了一个新颖独特的安排：一、五个团座次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即加拿大、哥伦比亚、英国、尼日利亚、美国，每团一组沙发，各团呈椭圆形相围而坐，以体现各国平等思想和运动员之间无拘无束的友好关系，也便于谈话时各团都能听到。二、每团第一座为中方陪同座，周恩来步入会见厅后，首先坐中方陪同座（陪同者起立让出）与加拿大团谈话，然后他依次移动位置同每团谈话10多分钟，现场同声传译，最后同美国代表团的谈话，作为这次会见的最高潮。这是礼宾安排上一个深思熟虑的完美之作，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效果。
      在同以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斯廷霍文为团长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谈话时，周恩来引用“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古话，对他们表示欢迎。他说：“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往来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
后来，周恩来对外交官们谈起此事时说：“有时候一件简单的事情可以起战略变化，这就必须掌握时机、掌握形势，事物的必然性往往在偶然性中出现，战略的变化常常从细小的事情中体现出来。”
      “小球转动大球”正是毛泽东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以偶然事件实现了中国外交的战略性转折。1971年4月的“乒乓外交”在国际社会和美国国内掀起了一股强大的中国旋风，为基辛格秘密来华后宣布尼克松访华营造了积极的氛围，为未来中美民间外交的开展打下了基础。一位普通的美国公民在给他的选区的众议员写信时表示：“没有公众、立法机构或者任何官员站出来指责、质疑政府对‘红色中国’的重要的政策改变。”美国国务院涌来“如洪水般的信件。……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搭乘下一班飞往北京的飞机。……成千上万个电话和无数的请求都是关于与中国的贸易”，这让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们应接不暇。商人们纷纷要求到广州参加广交会，并且得到了不少参议员的支持。由民主、共和两党年轻的众议员组成的美国年轻政治领袖委员会申请访华，科学家们要求与中国进行学术交流。
      美国民众的积极反应大大出乎美国外交官员的意料。美国国务院官员们向白宫建议，强调美国应当推进发展美中两国政府间关系，以减轻中国的“人民外交”给美国政府带来的压力。因此，美国作出调和性的姿态，即便不被北京接受，也可以减缓“人民外交”带来的压力。推进发展美中政府间关系，在台湾问题上作出必要的符合北京预期的政策姿态，成为“乒乓外交”之后美国国务院内对华政策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