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悼念毛泽东纪实（上）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几十年来唱着“毛主席，爱人民……他是人民大救星”的全国人民立即陷入悲痛之中。八亿人民“泪飞顿作倾盆雨”。
     毛泽东身体原本健康，73岁还能横渡长江。他的健康恶化，主要是由于林彪事件的打击，此后病魔缠身。
      1976年天安门事件以后，毛泽东的病情进一步恶化。6月1日，毛泽东心肌梗死严重，中央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大军区的领导，通报了他的健康状况。8月，中央三次发出特急电报，向有关领导通告毛泽东病危的消息。
      9月8日0时至16时37分，毛泽东偶尔苏醒，还要看文件，看书。
      9日0时10分，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向毛泽东遗体默哀鞠躬后，立即研究治丧及遗体保存问题，组成了以华国锋为首的治丧委员会，并向全国主要机关部门包括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通告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要求各地各部门对有关干部，分层次迅速进行秘密传达。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下达了《关于加强战备值班的指示》：“从9月9日上午8时起，全军进入一级战备。”
      早在7月下旬，周启才（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和李鑫（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就接受汪东兴的指示，起草了讣告《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和悼词文稿。9月9日晨5时余，政治局讨论通过了他们起草的讣告，并决定当天下午4时对国内外广播。
     下午3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连续预告：“本台今天下午４点钟，有重要广播，请注意收听。”下午４时，广播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宣告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下午6时、8时分别增加播出关于治丧活动五项决定的《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告》和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此后，每小时广播一遍。
      10日晚，毛泽东的遗体从中南海住处移出，安放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的灵堂内。
      16日下午3时，政治局开会讨论悼词文稿，商定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大会的有关事项，决定追悼大会由华国锋致悼词，王洪文主持，并对大会程序作了安排。
自10日起至月底，全国报刊、广播、电视，主要报道与毛泽东逝世有关的消息。
      实际上，当时人们从报纸上的新闻图片和新闻纪录电影上，已看到了毛泽东的衰老形象。翻译家沙博理（中国籍犹太人）记述：“至少已有一年之久，我们知道他将不久于世。但是到最后他逝世时，我们仍感到震惊。”
     最早直接从中央方面得悉毛泽东逝世消息的“局外”人，应该是当天凌晨被通知处理毛泽东遗体保存问题的卫生部部长刘湘屏，医学科学院的杨纯、徐静。他们都感到十分突然，徐静的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
      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的杨正泉，早晨5点多钟到台长办公室开紧急会议，听到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后，他“周身的血液像凝固了似的，木然地站在那里，泪水顺着面颊流了下来……”他向即将参与播音的有关人员传达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大家都极其震惊，有的泣不成声”。
      当时在中央军委办公厅从事机要工作的傅学正早些时候就得到通知：不要出门，说不定有急事找你。9日上班，得知全军进入一级战备。他联想起7月6日陈锡联在一次会议上，讲了毛主席病重，又联想到近来总有中央发给驻京大单位领导人的“绝密”“亲启”的文件，就猜测可能是毛主席出事了。
      随后，驻京军事单位的领导人被召去西山会议厅开会。傅学正被安排去给军委顾问、外地来京的大军区首长传达中共中央的急电。他接过电报一看，“头嗡的一声大了，毛主席去世了。我鼻子一酸哭了”。傅先后给刘志坚、谭政、李聚奎、李志民、陈再道等7人分别传达了电文，他们都很悲痛。刘志坚闻讯，猛地站起来，流着泪不停地在客厅里踱步；谭政则“一下子斜卧在沙发上，面色苍白，喘不过气来”。经医生救治后，他不停地叹气、流泪。
      在301医院住院的傅崇碧接到军区机要员送给他的绝密文电，得知毛泽东去世。他悄悄地告诉了一同住院的张爱萍和王震。他回忆说：“我们的心中都无法平静。我们这些跟随毛主席出生入死一辈子革命的红军老战士，尽管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不公正的待遇和迫害，但是，对毛主席深厚的热爱、敬仰之情，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中午，黑龙江省委常委苏民通知在省委、省革委会任职的范正美：“告诉你一个极其悲痛的消息，主席去世了。”范正美一路眼泪长流，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北方大厦的，“到了会场，我向大家报告了这一不幸消息，情难禁，见着与会者一个个震惊、悲痛的神情，我还是失声痛哭，台下也是一片哭泣唏嘘声”。
      下午2时30分，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会议，800人参加，迟群宣布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整个会场一片哭声。
      下午3时30分，张光年被接到《诗刊》编辑部，“王春同志向我和葛洛、孟伟哉宣布中央通知，顿时泣不可抑”。
     作家浩然下午去会议室，“一进门，只见局里的吴林泉、石敬野、耿冬辰和田蓝几位领导同志，呆坐在那儿，一个个泪流满面，我这才得知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闻知噩耗，我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开始考虑写悼念毛主席的文章”。
      当时北京的一位中学生蒋健看到，凌晨一架接一架的飞机掠过城区的上空，这是从未有过的事。他感觉，看起来是出大事了。没到上班的时间，军人们就被紧急召集去开会。大概在下午3点的时候，北京50中和108中的主楼顶上突然升起国旗，又突然降了半旗。几乎与此同时，附近的大喇叭突然响了起来，反复说：“今天下午4点钟，有重要广播，请注意收听！”他猜想，一定是毛主席去世了。
      9月9日下午4时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广播《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
     杨正泉记述：“全国人民震惊了！八亿人民为失去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极其悲痛！还没有收听完第一遍广播，便纷纷打来电话，倾诉悲痛之情，寄托哀思。全世界震惊了！开动一切宣传机器，作为特大新闻纷纷报道，一些国家和政府的首脑、政党领导人、社会团体和知名人士接连发表谈话、打来唁电表示极其沉痛的哀悼。”
      朱德夫人康克清失声痛哭：“大半年里，三个伟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我们的党和国家损失实在太大了。”
      作家茅盾无比悲痛，思绪万千。
      作家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巨星陨落，非止我国，举世将永远追念。”
      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李庄“脑袋顿时一片空白”，他跌跌撞撞回到宿舍，十几分钟的路程竟走了一个多小时，想回东单煤渣胡同却走到了东四。之后，他折回宿舍，关起门来，自饮祭酒，“多么苦涩，多少联想。旷世伟人走了，留给后人无穷留念……”
      赵朴初、冯友兰、萧军等人写挽诗志哀。张伯驹写的挽联是：“覆地翻天，纪元重开新史；空前绝后，人物且看今朝”。
      邓小平女儿邓榕在院子外面，突然听见远远地传来奏乐的声音：“仔细一听，是哀乐！我赶紧跑到屋里，告诉父母亲。我们一起打开收音机，骤然间，听到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
      文化部学习班停止学习，改写文章、大字报，悼念和回忆毛主席对自己的感召。
      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员工和家属分单位集合在一起收听，许多人泣不成声，昏倒在地。被诬为“反革命”的清华大学女教师陶德坚也痛哭了一场：“因为我还等着他来解决我的问题，这下子无望了。”
     作家浩然走到西长安街上，在电报大楼前徘徊，后来躲到文化局大院最后边的一个角落，想让自己镇静下来。晚上回家以后，他从广播中得知自己是治丧委员会委员，是375名委员中“唯一的一名以作家身份承担这份光荣使命的人！为此，我心潮波涌，一夜没有入睡”。
      故宫博物院一警卫正在打盹，突然听到大院里人声鼎沸，像是出了什么大事，“出去一打听，才知道是毛过世了，院子里有几个人在捶胸顿足地哭泣，过路的人也都知道分寸，无不低头疾行，恐怕在这个敏感时刻惹出是非”。一个不知情的同事正在御花园堆秀山上高唱杨子荣的那段《我心中自有朝阳》，警卫队几个人冲上去，把他摁倒，拖下山去。他起先还以为是闹着玩，唱得更凶，他们就捂他的嘴，弄得他满脸是土。
     被关在北京通县（今通州区）军营的吴法宪的感受是：“虽然毛主席把我们关起来了，但是我对毛主席思想感情上当时是不可动摇的。”“我一直躺在铺板上，一动不动，一方面是毛主席的逝世使我感到悲伤，另一方面是考虑自己的前途。”
     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传出后，人们普遍的感受，先是震惊，接着是悲痛。
      曾任毛泽东秘书、在西安工作的高智回忆说：噩耗使我受到巨大打击，“我当时呆了，傻了，悲痛得泣不成声，几天不思饮食，直到13日，接到北京的电话通知，我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于翌日晚上8时半乘飞机到了北京”。
      被下放到长治市嶂头村的女作家丁玲听见有人大声喊她快打开收音机，她急忙打开，听到了“继承毛主席遗志”这句话。一下子她什么都明白了，哇的一声哭倒在床上：“曾经希望有一天因为我改造得较好，能博得主席对我的原谅……主席逝世了，我永远听不到他对我的宽恕了！”
      黑龙江省呼玛县，上海知青刘琪所在的生产队开会，老乡们也哭得死去活来，“好像天真的要塌下来了”。
      哈尔滨街上的行人脸色忧悒，低头匆匆行走。
      在黑龙江中医学院，时为工农兵学员的陈景文的感受是：“噩耗立时把我们惊呆了，刹那又哭声四起，悲情痛泣顿时笼罩了整个校园……”
      士心所在的武汉一家小厂里，“哭的人越来越多，几位年纪大的人边哭边喊：‘怎么样办喔，毛主席不在了怎么办喔，这要变了天怎么办喔，我们又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啊’”。在下班的路上，他看到绝大部分人都戴上了黑纱，几个居委会老太太在街上检查那些没戴黑纱的人。
      陕西凤翔师范学校教师王志斌正与同事在农场劳动，“从村里的大喇叭里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后，大家一下子震惊了。这时候，我们一下子瘫坐在土地上，也记不起劳动的事了，都放声痛哭……”
      噩耗传到韶山，毛泽东的乡亲们难以接受。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说：“广播里响起了哀乐，我站在门槛边上，一边听，一边想，一边念，是三哥吗？三哥会过世吗？三哥不是要回来吗？我一直不停地问自己……”毛泽东过去的邻居毛爱桂从她的大女儿那里得悉毛主席去世了，“我瞪着眼望着她，打死不相信。就这个时候，广播里响起了哀乐，这个声音让我一下子就傻了。我十分恐惧、害怕。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当晚当地举行了哀悼会。次日人们又来到毛泽东旧居，肃立在毛泽东的遗像前默哀悼念。
      遵义、延安等地，无不如此。
      南京下关的王朝柱家，9月9日是大儿子结婚的日子。下午4点钟，接新娘的队伍正要出发，忽然听到收音机里传来了哀乐。于是，喜事停办，大门上的红喜字、红对联被揭了下来。
      某军区常委们学习讣告，将军们抱头痛哭，“那几天，我们一辈子加起来，也没流过那么多泪水”。
     林晓石所在的某部队连队中午集合，连长未发话眼里已涌出了泪水：“请大家摘下帽子。我们的……毛主席……逝世了！”全连都被连长的话震惊了。
     被誉为识字专家、被毛泽东关心过又历经坎坷的祁建华感到绝望，企图以拼命劳动而自尽，最后晕倒在菜地里。清华大学原红卫兵头头蒯大富的感受是：周恩来、毛泽东这两个人的去世，都让我很伤心，我的感觉是心里的依靠一下就没有了。我当时也估计到是在劫难逃了，不会再有人护着我，也没有人会和我说话了。
      8日晚间，远在乌鲁木齐的王蒙夫妇睡不着，唉声叹气：“我们说‘批邓’使国家陷入新的天怒人怨、众叛亲离，再一次掐灭了老百姓的希望。老人家一旦仙去，国家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会遭遇哪些危险？边疆会出现什么情况啊？中国没有了毛泽东，天啊，天要塌下来的啊。”9日下午，王蒙被通知去听广播。王蒙回忆：“我已经猜到个八九不离十，我提醒自己，各级各界人士必须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有人使劲掐自己，怀疑自己是在做梦。一个女知青被身旁的同伴捏了一下手，她感到很痛：“我对她点点头，知道她是在验证这是不是真的。这一夜，这个知青点无人入睡，却静寂得无人一般。直到快天亮，哀婉的小提琴声从东头的一间房里传出，拉的是《我战斗在金色的炉台上》……如泣如诉的琴声撩开了酝酿已久的帷幕，按捺不住的啜泣和呜咽，此起彼伏。”
      那天出生的孩子的名字，不少叫作念泽、思东、念东……
      南京大学教授王觉非暗想：“一个时代到此结束了！”他感到，大家的心情都很紧张，一时南京街上行人一下子就空了。晚7点教师集体听广播，大家板着脸默不作声。
      “老三届”高尔品和几个同学在芜湖的大街上，看到的是“没有一个人哭，没有一个人喊。每一个人的脸都铁青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