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于利用报刊开展工作的陈云

      新闻出版是重要的武器和工具，党的报刊则是党和人民的喉舌。陈云指出，报刊既是宣传者，又是组织者，我们要充分发挥它的宣传作用和组织作用。陈云与报刊的结缘，始于在商务印书馆做学徒时期。此后，陈云对报刊的关怀与支持伴随着他各个时期的工作重点，在历史的卷页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迹：在江苏、中央苏区等地，他指导办报发行，扩大报刊政治宣传作用；在延安、解放区，他深入实践，为报刊撰文指导工作；在财经工作上，他细致读报读刊敏锐搜集情报，扭转经济颓势；在晚年，他退居二线仍不忘读报读刊关心国事。

      1919年，14岁的陈云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也正是在这里，陈云与报刊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后来，根据中共中央的委派，陈云曾辗转于江浙沪，受命于中央苏区、延安等地，转战于东北……在这些红色热土上，陈云积累了办报办刊的珍贵经验。

巡视江苏：指导发行《红旗日报》
      1929年六七月间，陈云任中共江苏省委沪宁巡视员。此后，陈云曾相继担任江苏省委委员，上海法南区区委书记，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等职。1930年8月15日创刊于上海的《红旗日报》，自第162期开始成为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报。深谙党报在政治宣传及组织群众上的重要性的陈云，给予《红旗日报》特别关注。
      当陈云巡视江南等地时，尤其注重江苏各县的党报发行路线，并专门对《红旗日报》发行情况进行了调查。他发现“江南省委各级党部，过去对于《红旗日报》的工作注意极不充分，在集中有三十万产业工人的上海，《红旗日报》的销数不过二千，工人通讯员不过八十人，上海以外更是寥寥无几。特别是没有将《红旗日报》工作放到支部中去，没有经过党团作用，尤其是工会党团的作用”。1930年8月18日，陈云出席中共上海各区委、各产委党团书记联席会议。他在会议讨论工人罢工问题时说：要注意扩大政治宣传，努力推销《红旗日报》。
       10月初，陈云任中共江南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上海工作委员会委员。在出席中共江南省委扩大会议时，陈云指出：党报不仅是政治宣传工具，也是群众的组织者，应建立全省党报发行网和通讯网。
      10月下旬，陈云为中共江南省委起草《江南省委扩大会议关于红旗日报工作大纲的决议》。《决议》对建立党报发行网、通讯网工作作了如下规定：（一）每个工厂建立报纸代派处，在工人聚居的工厂建立工房代派处，学校、机关、街道都要建立各自的代派处。（二）在上海建立报纸总发行部，在各重要城市和地方设发行分部。必要时，小报可以送阅和张贴。（三）在工厂、农村、兵营、学校、劳苦群众集聚之地，上海的中心产业，无锡、南通、杭州、芜湖、宁波、苏州、安庆以及上海各区设日报的采访员。《决议》发出后，党报发行网、通讯网的建立工作在江苏有了迅速发展。到1932年底，全省自上而下独立的发行网、通讯网基本形成。

      陈云这种依靠群众进行党务宣传的思想是极富远见和指导意义的。1934年以前，中共上海市各区委的发行工作，一般是由一个交通分送全区各个支部。1934年4月，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区委按照全区支部的多少与距离来建立几个区发行站，大约以邻近的三个支部建立一个发行站。发行站均设在可靠的工厂支部同志的家中，保持绝对秘密。负责发行站工作的同志基本上不再担任其他工作。至此，党报发行坚持走群众路线，面向群众发行，建立群众的读报小组和发行网，发展代派处，发动群众的护报运动。

受命苏区：恢复发行《苏区工人》报
      1932年3月，陈云被任命为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以后，更是对总工会宣传部的工作和机关刊物的出版发行给予了较多关注。陈云要求在领导工人运动时，一定要把宣传品发到工人中去，要求宣传部的报纸编辑委员会要有专人负责。

      在这一时期，陈云同刘少奇一起着重参与了《苏区工人》报的宣传发行。《苏区工人》报作为当年中央苏区的第一份工农报刊，主要用来指导中央苏区和各革命根据地的工人运动。

转战东北：一手拿枪，一手拿笔
      1945年8月2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云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20天后，陈云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受命奔赴东北战场。1946年，陈云在辽东分局任书记兼军区政委，与司令员萧劲光一起领导坚持辽东根据地的艰苦斗争。在当时，《辽东日报》作为中共辽东分局机关报，于1947年7月由《安东日报》《辽宁日报》合并创办。为了密切配合当地的工作开展，陈云为《辽东日报》确定了“军事宣传和土地改革”的宣传重点；制定了“全党办报，大家写稿”的办报方针，并将办报工作形象地描述为“一手拿枪，一手拿笔”。

      在《辽东日报》创办前后，面对硬件设施的欠缺，陈云有针对性地进行缜密安排，确保宣传工作的顺利开展。第一，四线合一，层层传递。陈云通过调派记者携带电台前往前线—用电话向县委提供消息—张贴报纸宣传于群众—汇编参考消息送分局和军区。第二，确定重点，深入报道。《辽东日报》创办后，陈云及时指示军区组织前线记者团赶赴战地和土改“前线”进行采访。第三，高瞻远瞩，培养新人。陈云任命资深记者韩川当记者团团长，由他负责培养年轻的新闻工作者。这批青年记者陆续发回大量报道和通讯，大大充实了报纸的版面。第四，召开会议，指导工作。通过定期召开报社会议，陈云一方面听取采访汇报，解决前线记者团的采访困难；另一方面传达中央精神，指导宣传工作。第五，动员全员，积极撰稿。陈云不仅以身作则，而且在1947年3月召开的有千人参加的辽宁省委群众工作会议上，号召党政军各级干部都要重视和利用报纸和通讯社这个有力的工具。他强调，谁不懂得运用这一先进的工具，谁就会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工作中落后。

新时期：体察读者，提出建议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对报刊工作提出几条建议。首先，文章应该有个提要，让人对其内容一目了然。“十二月二十七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今年大灾之年获得大丰收的消息，标题很好，但是没有提要。如果把主要内容提出来，让人一看提要就知道主要内容，就好了。”其次，文章应该有小标题，层次分明。“文内插小标题，分一、二、三，做好编辑工作，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报纸是给各方面的人看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看的，但是许多领导同志没有多少时间看报纸。报纸要改进，要争取他们看，要争取更多的人看，这很重要。”最后，文章应该短小精悍。“文章越长，看的人越少；越短，看的人越多。应当多写点‘豆腐块’文章。”

     1928年，中共中央党报的编者曾经撰文指出：中央不可能对每一个问题都发通告，对于临时发生的事变只能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拿出自己的意见。1931年初，中共中央为加强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下达一个通知，决定改变以往的指导方式，“变过去发表极长的分析政治的通告的方式，而以党报的社论为代表中央政治局在政治上的分析与策略的指导……全体同志应根据党报的分析与指导来讨论工作，且必须纠正过去依赖和等待通告的习惯”。这个通知清晰地告诉人们，中共中央党报的每一篇社论都代表了中央政治局的思想，对实际工作具有毋庸置疑的指导作用，而且党内全体同志都应养成一个习惯，即用党报来指导工作。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党报社论几乎等同于党的文件。这种办报思想在中共党报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此时，陈云作为到高级领导机关工作不久的年轻人，经过几年的锻炼，也积极撰写文章，发表见解。

在苏区：深入调查，以文纠“左”
      在中央苏区，陈云通过深入调查，很快发现当地各业中普遍存在机械执行《劳动法》的教条主义，发现工会在开展经济斗争中存在“左”的做法和要求。为此，他先后撰写了多篇文章，发表在《斗争》和《苏区工人》报上，表明自己的意见。
      陈云在《苏区工人》报上发表了《在纠正工人经济斗争“左”的倾向中我们所作的错误》，客观地反映苏区职工运动，交流工作经验，指导与推动苏区工人运动的发展。在《斗争》上发表了《关于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文章写道：“在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中，还存在着另一种极端危险的‘左’的错误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只看到行业的狭小的经济利益，妨碍了发展苏区经济、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根本利益。”为进一步认清问题的根源，寻求切实解决问题的方法，陈云还身体力行前往福建汀州进行京果业调查，重新订立劳动合同，最终促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劳动法》作出修改，重新颁布。

      据统计，自1933年4月至9月，陈云笔耕不辍，在《斗争》上发表10篇文章，涉及工会工作、领导方式、职工运动等诸多方面，为纠正苏区工作中的错误，指导苏区工作的开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延安：剖析典型，整顿党纪
      1937年，陈云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开始领导党的组织工作。按照党中央的要求，为最大程度地补充新生力量，陈云主持起草了《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此后，在中共中央及以陈云为部长的中央组织部直接领导和推动下，各地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得到迅速发展。但是，随着党员队伍的壮大，党员的成分和思想问题也相继突显，特别是“刘力功问题”的出现，使陈云对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保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进行了深入思考。
刘力功，延安的一个知识分子，1938年入党，曾分别在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央党校学习。当组织安排他去基层锻炼时，他不服从安排，坚持要进马列学院或回原籍工作，还以退党相威胁。组织上多次找他谈话并耐心进行说服教育，他却依然拒绝执行党的决定。最终，中央党务委员会开除了他的党籍，并向全党公布。
      围绕“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党籍”的问题，陈云组织延安各机关、学校开展了一场讨论，并在1939年5月23日写了《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的文章发表在《解放》第72期上。在文章中，陈云通过剖析这个典型事例，论述了共产党员要加强党性锻炼，特别是遵守党的纪律的极端重要性，由此引发延安机关和学校的极大震动。“干部学生纷纷从刘力功事件中检查自己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检查是否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是否遵守党的纪律。”一些要求重新安排工作的干部、学生，主动撤回请求；一些分配工作还未到岗的干部，立即打起背包出发。延安一时出现了“三多三少”的现象：讲个人要求的少了，服从组织分配的多了；图安逸比享受的人少了，要求到前线和艰苦地区锻炼的人多了；自由主义现象少了，严守纪律的人多了。一个遵纪守法、团结奋进的气氛悄然兴起。
      5月30日，陈云在《解放》第73期上发表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提出了党员的六条标准：第一，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第二，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第三，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第四，百折不挠地执行决议；第五，做群众的模范；第六，学习。这是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对党员标准的完整概括，对党员队伍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1943年又被中央列入22篇全党必读的整风文献。文章所提的六条标准，一直成为广大干部、党员在整风中自我检查、自我批评、自我教育的重要依据。

在东北：接收企业，提供经验

      陈云主持东北财经工作前，1948年二三月间，东北解放区财经工作方面发生过两件大事：一是鹤岗煤矿在发动工人中产生不适当的打击职员的“左”的错误；二是3月物价暴涨及由此而来的工人实际工资降低，工人情绪不安，公营企业发生因商品售价太低而赔本现象。从敌伪手中接收过来成为国营或公营的企业，是东北解放区企业的主要部分，而正确对待新接收企业中的职员，是解决企业管理问题，使城市经济活动正常运转的关键环节。
陈云主持财经工作后，在东北局6、7两个月集中研究财经工作的情况下，对新接收企业中的职员问题和物价问题进行分析并筹谋对策。在调查中，陈云发现，以鹤岗煤矿为代表的“左”的错误，在鸡西和西安煤矿以及铁路的个别区段都发生过。他认为：“主要原因是对职员特别是对行政管理人员的作用估计不足。这是一切新接收企业中带普遍性的问题。”此后，陈云在东北局会议上提出：国营企业中对待职员的政策具有政治意义，我们应该制定一个如何对待国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文件。
      不久，陈云为东北局起草了《关于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并由东北局上报中共中央。7月9日，中共中央将此决定另加按语由新华社公开发表。8月1日，《关于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在《东北日报》上公开发表，7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决定》就处理工人和职员之间的问题，明确了工人与职员的矛盾根源，即“实质上是日寇、官僚资本家与工人的矛盾”，确定了“首先发动工人，同时又团结改造职员”的指导方针，提出了五条具体的政策界限，强调“对原有生产、业务管理人员等进行思想和作风的改造和培养的同时，要注意选拔优秀工人，培养其成为新的生产、业务人员”。
     该《决定》的公开发布，对已经接收的企业而言，无异于一个“安民告示”。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决定》为后期获得解放的沈阳和南满地区提供了接管经验，对新解放区的迅速稳定，乃至为全国解放进程的顺利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接管沈阳：宣传政策，稳定人心

      辽沈战役后，主持接管东北最大的城市和工商业中心沈阳的重担压在了陈云肩上。
陈云在确定好“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方针后，特别强调要利用报纸宣传政策，稳定人心。他知道：城市里的人有看报的习惯，不可一日无报；对于接收沈阳的军队的宣传品，各阶层都是字字细读。由此，陈云思量应该有效地发挥当地报纸和军队宣传品这两种信息传递手段的作用，并大胆提出除了安民布告先准备好外，可以先准备几期报纸稿件，进城立即出报，内容首先只能是刊登一些基本政策文件。
     1948年10月28日，陈云率领近4000名干部到达铁岭，在召开了三次短会后，布置好进入沈阳后要散发的军管会布告和《沈阳时报》，使它起到安民告示的作用。在随后的宣传工作中，陈云特别提醒：第一，各种布告和解放区一般新闻，不能一下子苛求内容生动，适合新区群众口味；第二，对于转载旧的文件，要有选择；第三，一切布告，必须字斟句酌。排字校对，都用原报社的工作人员。在陈云的主持下，党的宣传工作者及时到位地顺应民意开展宣传，为沈阳城市接管和社会改造创造了非常有利的舆论环境。

     陈云懂得利用报刊获取信息、掌握时事动态，得心应手地利用报刊为党和人民办实事。

搜集情报，知己知彼
     早在主持东北财经工作之前，中央就曾派遣陈云到陕甘宁边区做经济工作。当时，在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下，面对边区贸易入超、法币不足、物价上涨、物资短缺的艰难困境，陈云利用报刊搜集情报，成功地打破僵局，扭转局势。
      1944年3月5日，出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的陈云，为了掌握经济动态，开始了细致入微的调查研究。一方面，陈云经常到延安南门外的新市场去，与农民、商人交谈，了解物价波动情况。另一方面，陈云时刻关注着国民党地区发行的各种报刊，观察经济动向。通过了解国统区的物价和物资储备情况，进一步钻研边区内外贸易以及边币、法币相互关系的实际情况和特殊规律。

     当时，陈云指导编印了《经济参考消息》半月刊，主要从国统区的各种报刊上摘选财经资料和行情变化讯息。该刊在陈云的主张下，提供给业务部门干部参阅，并送中央领导同志研究。陈云通过报刊对经济情报的搜集，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和大力支持。1944年7月22日，中共中央向各地下发《收集研究全国经济情报的通知》。《通知》指出：由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西北财经办事处负责编辑一种带全国性的经济情报，委托各根据地及办事处向一定的大城市收集必要的材料，按期编成情报，通知各根据地作参考。

内外兼顾，注重舆论导向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开始主持中央财经委员会，整顿全国的经济工作。
      一方面，为了使中央能够及时了解全国财经情况，陈云密切关注全国的经济动向，并以他和薄一波的名义一起给中央写《财经旬报》。这些旬报，出自陈云笔下，从财经工作的大政方针到发展规划，从人民币发行到物价波动，从税收工作到铁路建设，从钢铁冶炼到农业发展都细致考究，实时记录。
      另一方面，面对百废待兴的经济局面，为稳定人心、统一思想，陈云更加注重发挥报纸对人民群众的舆论导向作用。在主持中央财经委员会后的第一次报社记者会上，陈云特别阐述了报纸工作人员与财经工作的关系。他强调：报纸的报道不要天天说好，也不要说外行话，要提倡说老实话，如物价问题就可以上报，因为你不登它也上涨。
     此外，针对财经工作中的敏感领域，陈云认为应该注意一点：新闻报道要有选择性，不是有闻必录，也不是所有好事都要上报，因为报纸的影响面很广，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有选择地报道。
     针对公私合营后存在的问题，陈云认为报纸不必报道个别工商业者和家属捐资的事情。他指出：“全行业公私合营中，有些工商业者和家属，把家里的黄金、美钞、人民币、宝石戒指、金刚钻、房产都拿出来增加资金，这是好事，是进步的表现。因为定息了，增资就等于是捐献。但是，如果提倡得不适当，就会发生偏差，好事会变成坏事。当时我们对这种捐献活动，没有让报纸宣传，有些工商业者不满意，认为做了好事不表扬。但这是表扬不得的，如在报上宣传了，就会形成一种空气，一种压力，发生强迫命令的现象，使不能或者不愿意增资的人也增资了。这种现象，一定要加以避免和纠正。”

关注报刊，心系人民

     退居二线后，陈云仍不忘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因此，看报读报了解国内外信息，就成为陈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
     1984年9月4日，陈云看到《人民日报》上山东益都二中刘沂生写的《值得忧虑的一个现象》，了解到当时高中毕业生很少有人把师范院校当作高考第一志愿的情况，委托秘书转告邓力群，说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要引起重视。师范院校学生的质量保证不了，对今后的教育，对“四化”建设各个方面的影响都很大。要继续想办法帮助教师主要是中小学教师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使教师真正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
      事后，中宣部召集教育部、广播电影电视部的负责人开会，研究如何贯彻落实陈云的意见。12月25日，教育部负责人通过新华社披露了陈云的意见，说党中央和国务院已决定拿出十几亿元，从1985年1月1日起为全国几百万中小学教师增加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