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知产法庭：服务创新发展那些事 院

　　2月18日，农历新年后上班第一天，记者就碰上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拉不开栓了……

　　法庭综合办公室主任耿希是法庭的“大管家”，事无巨细。这天她早早起床，驱车20余公里到单位，整理好仪容，准备陪同庭领导向来自五湖四海的家人们拜年。

　　“法庭目前有278人，其中约70%的人员家在外地，今天大家都按时到岗。”话毕，耿希抄起电话开始布置工作。

　　8点左右，庭领导巡楼拜年，大家欢声笑语，不放案头工作。紧接着，分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分党组成员、各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9点整，第四合议庭审判长徐燕如已穿好法袍端坐在第十法庭敲槌了。这是新春后的第一场庭审，徐燕如做了充分的准备。他打趣道，在准备过程中难度最大的，“是如何在前一天买到返回北京的票”。

　　10点多，记者正准备见缝插针到法庭多功能厅采访，却被第二合议庭审判长罗霞“霸了场子”。“玉米怎么卖？大豆多少钱？苹果属于什么品种？”第二合议庭全体成员七嘴八舌地讨论着。记者听到他们讨论“苹果”，看着宣传片里正好播放法庭处理手机标准必要专利案件中的“苹果”，顿感技术类知识产权领域“上天下地”之广阔。

　　下午2点半，法庭召开全庭会议，黑压压的队伍上楼开会。两个小时后，各支部党会召开。一直到5点，规定的下班时间到了，但没人离开，采访也就在这个时候正式开始……

　　应运而生，不辱使命

　　5年前，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副庭长的徐燕如接到交流到最高法知产法庭的函时，整个人热气腾腾。

　　当时的最高法知产法庭还是半工地状态，施工队在现场抡着大锤进行装修，粉尘飘散，干警们上班要戴着口罩、塞着耳套。徐燕如倒不在乎，他兴奋地感到，“自己的人生将在这里和中国知产审判法治进程同频共振”。

　　上个世纪60年代起，主要发达国家和创新型国家纷纷设立知识产权专门法院，将知识产权保护推上新高度。随着科技进步、时代发展，我国与国际社会不断接轨，如果不能平等保护好本国和外国企业的知识产权合法权益，势必影响我国的技术创新发展和对外开放水平。

　　尽管当时各地的知识产权审判都有不同程度进展，但对于从事知产审判的法官来说，他们对最高法知产法庭成立前的全国知产审判的情形有着最直观的感受——“由各高级法院二审，裁判标准不光全国不统一，甚至本省都不统一。”“民事侵权程序与行政无效程序二元分立的模式会严重影响到诉讼效率，好些案件只能等行政诉讼出结果才能继续进行，谈何效率？”“很多当事人还担忧存在地方保护。”徐燕如说，裁判标准不统一、诉讼程序复杂等问题不解决，消磨的是人民群众对知产审判的信心。

　　2018年10月，党中央站在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和世界科技强国的国家战略高度，批准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知识产权法庭，统一审理全国范围内专利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知识产权案件。“极大振奋了全国知产人。”徐燕如说。

　　2018年底，最高法知产法庭挂牌前夕，借人又借房。

　　先是向北京互联网法院借了几间办公室，而后又从全国各地征召知产审判人才，并面向专家学者、律师、专利代理人等知识产权领域相关专业人员，公开选拔从事专利等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高级法官。何隽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何隽正在清华大学法学院担任副教授，在知识产权领域深耕十余年。得知最高法知产法庭公开选拔的事，何隽作了慎重的思考——已经过了“非升即走”的阶段，留在学校潜心钻研学术，日子会很好过。去到法庭一切要从头来过，挑战重重，将来不知道会怎样。去还是不去？“其实挺纠结的。”

　　可以预见的是，最高法知产法庭的建设包括后续的发展，必定是中国知识产权审判事业中的一个里程碑。从一个法律人的角度来讲，如果没有实践经验，终归是遗憾的。从个人发展的角度来讲，参与推进历史进程的机会并不多。“我觉得最终能在国家需要和个人发展上找到结合点还是挺好的。”在得到学院领导、家人的支持后，何隽报了名。

　　以前给学生讲案例，“用的都是别人的东西”，今后要自己审案，何隽希望“不断办出精品”。

　　在接到第一起案件后，没开过庭的她虚心请教同事，反复观看以前的庭审录像，认真研析案情，查阅相关资料，为庭审做足准备。那会儿正是疫情比较紧张的时候，她在家里通过网络庭审顺利完成了第一次身份转换，“那种美妙的感觉至今还记得”。

　　袁晓贞交流来最高法知产法庭5年了，她至今仍和60多位从全国各地法院挑选来的同志住在隔着两条街的国家法官学院的宿舍里。虽然很小的一间屋子里挤着一张床和一张桌子，但能从地方来到最高法锻炼，让她很知足，唯一的困扰是“好长一段时间不敢和家里人打视频”。

　　一同住在国家法官学院的同志们组建了一个群，大家平时谈工作聊生活开玩笑，觉得一起加班都有乐趣。“疫情封控的时候大家相互理发，一起过年，互相为彼此提供情绪依靠。”袁晓贞说。

　　如果用一个字概括法庭的气氛，就是“卷”。欧宏伟就是那个率先在法庭“卷”起来的人。

　　“当时决定来法庭，身边的好多同事是不支持我的。”在深圳中院做法官，薪资待遇都不错，孩子还小，“你去了就是栽树，给后人乘凉的”，可欧宏伟不这么想。

　　“生逢盛世当不负盛世，生逢其时当奋斗其时，我热爱知产审判事业，能从地方看最高，反过来从全局看一域，这种机会多难得。”欧宏伟说来就来。在最高法知产法庭工作的4年间，欧宏伟“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他每天雷打不动清晨五点半到岗，晚上最早也要八九点回宿舍。

　　“加班不利于身心健康，但实在讲，离开家就省了做家务、带孩子，除了工作也没什么可做的了。”“无事可做”的欧宏伟用这些时间看案卷、写文稿、做调研等，连续4年每年办案量遥遥领先，忙碌填满了身在他乡的每一天。“就像回到了大学时候，生活简单纯粹，很享受。”欧宏伟表示。

　　5年了，最高法知产法庭至今仍借用北京互联网法院大楼办公，从建庭时的近百人发展到现在的近三百人，办公地愈发紧凑——人均面积不到5平方米。案卷太多压坏了地板，坑洼不平只好修修补补。三个铁皮柜围起来就是更衣室。桌腿高低不平，两张桌子拼一起才能稳当。法官合议的办公室，收收腿勉强能坐下4个人……

　　但就是在这里，这支来自五湖四海、抛家舍业聚到一起的队伍，做成了也做好了知产审判这件事。截至2023年12月31日，法庭共受理案件18924件，审结15710件，审判质效明显优于改革前，知识产权专业化审判体系不断完善，技术类知识产权和反垄断司法审判持续强化。

　　中国科协、中国法学会对最高法知产法庭试点情况进行第三方评估，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了专题审议，一致认为，试点已经取得改革的预期目标，出色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

　　田间地头是否也有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离我们有多远？它可能是化身在九天之外宇宙飞船上的一个小芯片。知识产权离我们有多近？它可能就出现在山东果农张大爷的果园里。

　　“俺没有违法，俺们全村都种这种果树！”“啥是侵权，俺不懂！”这是在山东经营某种植园的果农张大爷几次三番打电话给最高法知产法庭法官助理徐世超说的同一番话。活了大半辈子，稀里糊涂地就当了被告，张大爷满肚子的苦水倒不出，一得闲就电话“轰炸”徐世超。

　　张大爷是某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的被告，因为私自出售繁殖材料而侵权，但他不明白为什么村里经营种植园的果农都这样种，就他违法了？

　　徐世超耐心向张大爷做判后答疑工作，告知其如果出于商业目的种植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便属于侵权行为。

　　植物新品种侵权纠纷大多和农民有直接关系，“要通过释法说理纠正村民们的观念，即使人人都这样，也不代表这是正确的。”徐世超说，村里大爷大妈看到别人被判决赔偿，了解情况后一传十十传百，就不会再侵权了。

　　“其实不光是张大爷，农村地区法治意识淡薄，他们可能认为知识产权是遥不可及的一种陌生权利。”第二合议庭法官助理董宁说，有时候，侵害知识产权就发生在田间一颗小小的种子里，“我们会一视同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农田里，紧紧守护小小种子。”

　　谈及知产审判的专业性，董宁也讲道，自己本身是法学专业出身，对理工类的知识压根不懂，但为了办案不得不重新拿起高中的物理化学课本去学习。“时间久了，发现植物新品种领域蛮有趣的，现在去超市能很快辨识水果的新品种是哪些。”

　　2021年的“香兰素”案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这起案件所涉刑事和民事纠纷前后历时十余年，民事案件一审法院认定侵权并判赔350万元，最高法知产法庭二审改判赔偿达1.59亿元。

　　作出如此大额改判，二审承办法官刘晓军坦言：“承担了极大的风险和压力。”

　　接到案子时，刘晓军反复琢磨，产生一系列疑问：被告是否实施了侵害涉案技术秘密的行为，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什么，原审法院确定的损害赔偿责任是否合理……充分考虑后，他列出9条考虑因素，提交给合议庭。“经过多次交换意见，合议庭通过全面把握事实依据，进一步查明了更多侵权事实，最终支持了我的8点考量，作出改判。”

　　刘晓军根据8点意见写出了长达4万余字的判决书，这份情理兼容的文书之精彩，至今仍被业界津津乐道。他说，“写一份经得起考验的判决最难的就是说服自己，法官除了要厘清事实外，还要厘清思路，不断变换角度，让双方信服，让全社会信服。”

　　随着经办的案件越来越多，何隽不断总结思考，发现了办案中的一些问题。

　　例如在改判一起上诉案件时，何隽发现一审时当事人提供了大量的事实，但由于一审法官对法律逻辑没有把握透彻，导致适用法律时忽略了这些事实，使得裁判出现偏差。

　　“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讲到的，‘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何隽说，法官审理案件时需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二者同样存在类似的逻辑关系，“只有深刻地理解了法条的逻辑结构，才能发现那些作为案件审理不可或缺的事实。”

　　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专业性强，往往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起步晚，一些基层知产法官审判经验少、专业领域知识少，办案时机械地依靠司法解释，因此对于案件中的很多细节把握不到位，但我们要有信心，“就像男生为女朋友买口红挑色号，可能一开始根本get不到色差。这是一个过程，需要时间。”何隽说。

　　用稳定的机制带好不稳定的队伍

　　谈到当前法庭面临的最大问题，受访者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当前这支队伍的不稳定，审判人员特别是法官助理主要靠各地法院派员交流到法庭锻炼。

　　在最高法知产法庭9楼走廊的两面墙上，一面是在职法庭干警的大头照，另一面是曾经在此工作的干警大头照，两面墙仅有两名同志光荣重叠——曾经在此工作，离开后通过遴选考试又回来了。

　　铁打的知产法庭，流水的干警。如此之大的人员流动，如何确保案件质量？

　　“建庭以来，到庭开展岗位交流锻炼的有全国160家单位262人”“好多法官助理刚带熟了，就到期返回原单位了”“我从到这里工作算，带过的法官助理大约有30人了”……采访中，大家针对此事纷纷“吐槽”。

　　“为确保不影响案件质量，庭领导们开过好多次会，最后决定建起一套机制，哪怕人来人往，都可以在这套机制里发挥作用。”最高法知产法庭党务廉政专员郎贵梅介绍说。

　　“法庭通过专业法官会议制度和定期发布裁判要旨、典型案例等，确保法律适用统一。”廖继博是诉讼服务中心主任，在她的带领下，每年春节前后经她和诉服中心其他同事逐字逐句推敲、打磨、核校的年度典型案例和裁判要旨，深受一线法官欢迎。

　　记者看到，这厚厚的两本白皮书是法官们的案头必备，好多法官表示，“遇事不决总能在书中找到答案”。

　　为确保自身裁判标准的统一，最高法知产法庭不断健全审判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建庭5年来，累计召开专业法官会议271次，讨论案件1406件。“我们固定在每周四召开一次，一次开一天，经常要开到晚上八九点。”廖继博介绍，如果没有既往的裁判规则可参照，那必须要上法官会议。

　　“法官会议要求很高，都要做PPT，要有一个完整格式要素的审理报告，各项事务一目了然。”廖继博说，法官会议后，合议庭要反复打磨裁判文书。“因为我们代表的是最高人民法院，从我们这里出去的任何一个文书都会被全社会围观，因此我们必须追求极致。”

　　同时，法庭积极探索专利民事与行政案件协同审理机制，努力推动在上诉阶段实现关联案件同期到庭、协同审理、同步裁判、有效缩短纠纷解决周期并确保权利要求解释统一。“民行协同审理的案件，就像一个身患多疾的病人入院，不同科室的医生同步治疗，会大大加快出院时间。”诉服中心法官助理高雪说。

　　对下指导是法庭的一项极其重要的职能。2022年，法庭内部推出了一项制度，每名法官在结案后，要通过办案系统填报案件信息反馈表，庭领导审批后下发给条线法院，主要针对的是案件办理过程中发现的一审法院裁判文书撰写制作、案卷装订等有无问题。郎贵梅介绍：“虽然这是法庭的自我加码，也确实增加了法官的负担，但是从长期看，绝对是减负。下级法院的审管办有了抓手，好多瑕疵问题就能有效解决。”

　　法庭还通过定期举办“新知讲堂”等条线法院培训，对发改案件进行深度分析，探索与各地法院及国家知识产权局建立人才交流培养常态化机制，为国家培养储备了一批高素质专业化复合型知识产权人才，促进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能力和水平整体提升，让全国一盘棋，用同一套法槌，讲同样的法理。

　　带好队伍，关键在人。法庭根据需要将审判人员分成了18个合议庭，每个合议庭都由审判、管理经验丰富的审判长带队，“他们就像太阳，像粘合剂，像定海神针，定案定责定人”。而审判员、法官助理就像围绕太阳的恒星，虽然繁多，但不阻碍他们规律运行，发光发热。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每个被投到法庭“炼丹炉”里锤炼过的干警，在离开法庭的时候都会身怀绝技，把技术类知识产权审判经验带往全国各地法院。

　　“这种人才培养还不同于课堂上的专题培训，他们从实践一线回到原单位都成了独当一面的业务骨干，这对于降低各地一审知产案件的上诉率也有直接影响。”法庭分党组副书记、副庭长郃中林从一域看全局，他笑称：“这也算是一种诉源治理。”

　　“在未来新的征程上，我相信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各项法律措施、健全裁判规则体系、完善审判机制体制，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有效激励创新，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和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提供强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法庭成立五周年座谈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阎建国表达了美好寄语。（记者 白龙飞 见习记者 张 悦 通讯员 林 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