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聊城于欢案：正义的坚守与法治的审视

　　案件简介

　　女企业家苏某曾向地产公司老板吴某借款135万元，并约定了高达月息10%的还款条件。尽管苏某已竭力偿还，包括支付了184万元的本息及一套估值70万元的房产，但仍未能完全清偿债务。

　　2016年4月14日，11名催债者闯入苏某所在厂子的办公室内，对苏某进行了长达一小时的残忍凌辱。在这段令人发指的时间里，苏某遭受了辱骂、抽耳光、鞋子捂嘴等暴力行为，其中一名讨债者杜某甚至脱下裤子，以极端手段当着其子于某的面进行侮辱。面对这触目惊心的场景，有人选择了报警，然而，当民警赶到现场后，仅仅口头警告“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后便离开了，未能有效制止暴力行为。

　　于某因不堪忍受讨债者对自己和母亲的纠缠、侮辱、拦阻，挥刀刺向讨债人，最终导致一人死亡、二人重伤、一人轻伤。

　　案件回顾

　　2016年4月13日，在山东省聊城冠县，吴某在苏某已抵押的房子里，指使手下拉屎，并将苏某按进马桶里，要求其还钱。当日下午，苏某四次拨打110和市长热线，但并没有得到帮助。

　　2016年4月14日晚22时，由社会闲散人员组成的10多人催债队伍多次骚扰女企业家苏某的工厂，辱骂、殴打苏某。苏某的儿子于某目睹其母受辱，从工厂接待室的桌子上摸到一把水果刀乱捅，致使杜某等四名催债人员被捅伤。其中，杜某因未及时就医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另外两人重伤，一人轻伤。

　　案件审理经过

　　2017年2月17日，于某故意伤害一案，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法院认为，虽然当时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受限，也遭到侮辱，但对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出警的情况下，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宣判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杜某章、许某灵、李某新等人和被告人于某不服一审判决，分别提出上诉。

　　2017年3月24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

　　2017年5月27日，该案二审公开开庭审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采取微博直播的方式通报庭审相关信息。

　　2017年6月23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于某属防卫过当,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某有期徒刑5年。

　　2020年11月18日，于某在服刑期间，能够认罪悔罪，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各项学习，完成劳动任务，确有悔改表现，依法减去余刑释放。

　　案件分析

一、案件背景与舆论反应

　　本案中，于欢在保护其母亲苏银霞免受不法侵害时，采取的防卫行为被判定为超出法律容许限度，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后，二审改判为有期徒刑5年。社会舆论普遍呼吁从宽处理，认为此案不仅仅是法律争议，更触及了公众的道德底线和情感共鸣。

二、二审判决与各方意见

　　(一)二审判决概述：

　　二审法院认为，于欢及其母亲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应受法律保护，但其防卫行为超出了法律容许的限度，依法应承担刑事责任。

　　判决指出，此案对受害者与被告人而言都是一场悲剧，且社会舆论的关注已超越了案件本身的价值。

　　(二)各方意见：

　　检察院：认为于欢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但反制行为明显超出必要限度且造成伤亡后果，应认定为防卫过当。

　　受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认为于欢的行为构成一般的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犯罪，不构成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

　　于欢及其辩护人：认为于欢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未超过必要限度。

三、司法实务中的防卫过当认定

　　(一)认定标准：

　　防卫过当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标准：防卫措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和防卫结果造成重大损害。

　　(二)事实依据：

　　于欢针对杜某等人的不法侵害行为，采取了制止措施。但杜某等人的主观目的是索要债务，未使用器械，未实施严重暴力或致命性攻击。

　　于欢使用致命性工具(超过15厘米的单刃刀)，猛力捅刺杜某等人要害部位，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行为在手段、强度等方面明显不相适应。

　　(三)法律评价：

　　二审判决认定于欢的反击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并“造成重大损害”，属于防卫过当。

四、二审判决的社会回应

　　二审判决回应了社会关注，“辱母”情节得到重视。其中，“严重违法、应当受到惩罚”属于法律评价，“亵渎人伦、应当受到谴责”属于道德评价。

　　舆论压力影响了司法，倒逼司法公正，进而实现公民合法权利诉求。这种倒逼机制促进了司法权的行使更加规范。本案更是于2018年2月1日，入选“2017年推动法治进程十大案件”。本案不仅是一起法律案件，更是一次社会道德与法律冲突的体现。二审判决在尊重法律的同时，也充分考虑了社会舆论和道德诉求，体现了司法公正与人文关怀的结合。通过此案，我们可以看到舆论对司法的影响，以及司法在应对社会关注时所展现的灵活性和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