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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党的团结统一和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延安整风运动前后，中共中央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并从增强党性的角度对全党团结统一和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作出要求。为此，任弼时撰写了《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后来又在中央党校作了关于增强党性的长篇报告，就党性及党性锻炼作出了具有独创性的论述，提出了测量党员党性的几个主要标志。尤为可贵的是，任弼时还严格用党性标准要求自己，并把党性标准实践到极致，以其“骆驼精神”成为共产党员的模范。
延安时期，党的组织生活制度执行得非常严格。党的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一样要参加所在党支部或党小组的活动，要过组织生活。每个党员不能搞“特殊化”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像党小组会，从一般党员到党的领袖都参加。毛泽东曾因不能参加党小组会议，亲自到开会的地方请假。
1938年6月的一天，爱国民主人士康心之的家里传出一条消息：他不到20岁的二女儿康岱沙失踪了！不久，又传出消息：康岱沙放着千金小姐不做，离家出走到延安投奔共产党了。
“刘旭东，原名刘晓亭，为了革命曾化名孙诺夫。1899年，他出生在益都县南段村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刘裕祥，精通针灸，当年在青州古大道西侧开有‘聚祥堂’药铺，乐善好施。刘旭东自幼好学，聪慧伶俐。六岁读私塾，之后考到益都师范讲习所，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积极进行革命宣传，带领同学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青州党史研究专家刘传功介绍道。
12月23日，集团公司召开党组理论中心组（扩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党组书记、董事长王祥喜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总经理刘国跃，党组成员米树华结合分管工作作交流发言，党组副书记张国厚，党组成员李东、高嵩、卞宝驰、王树民参加会议。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前后，蒋介石集团一方面装出和平姿态，另一方面却加紧调动大军，向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陆续开进。阎锡山在蒋介石的指使下，于1945年8月间派其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乘八路军主力向日伪大举反攻之际，率军从临汾、浮山、翼城等地侵入太行山腹地，占领了八路军从日伪手中收复的襄垣、潞城以及被八路军包围的长治、长子、壶关、屯留等县城，企图抢占整个晋东南，恢复其在山西的反动统治。为了反击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晋冀鲁豫军区，集中太行太岳优势兵力，在上党地区发起保卫
1937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成立后，聂荣臻司令员经过再三考察，决定以五台山为依托，以佛教圣地为立足点，开展山地游击战。为争取五台山佛教领袖的支持，聂荣臻亲临寺庙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和抗日救国纲领，加上八路军进驻寺庙后，非常爱护文物古迹，对僧侣们态度十分友好，众僧看在眼里，深受感动。僧侣们于是提出了参加抗战的要求，大法师然秀代表五台山僧众表示：“出家人慈悲为怀。吾等出家不出国，保不住国家，佛教、寺庙何存！抗日救亡，僧众有责。”“国难当头，杀生就是护生！”
1936年埃德加·斯诺初到陕北的时候，红军战士们守纪律、爱唱歌的特点就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西行漫记》中他写道，红军战士“有的那点纪律，似乎都是自觉遵守的”，在路上“几乎整天都唱歌，能唱的歌无穷无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北平地下党和军管会北平市公安局，联络、策动和指挥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徐宗尧以下举行整建制起义，消除了原军统特务潜伏组织对北平市的巨大危害，成为对开国大典的又一份献礼。
70年前，在党的领导下，翻身解放的中国人民欢欣鼓舞，积极探索当家作主之道。当时，在基层政权建设中发生了党中央与毛泽东同志充分肯定的“一件大事”，即松江县召开了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习近平总书记说：“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既引发了中华文明深刻变革，也走过了一个逐步中国化的过程。”马克思的名字进入中国，不仅有近百种不同的译名，而且也给予他各种中国式称谓。梳理有关马克思中国式称谓的描述，既可见马克思生平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历程，也会看到话语的改造和创新，在今天还能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信仰马克思主义。
“老西藏精神”是指自1950年初和平解放西藏以来，驻藏部队、地方赴藏干部与西藏各族人民群众一道，在和平解放西藏、建设西藏的伟大历程中，逐步形成、锤炼并传承至今的，以“特别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