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早年的保健医生

毛泽东的第一位保健医生陈炳辉

     许多提及毛泽东早年保健医生的书籍或文章都称傅连暲是毛泽东第一位保健医生，但根据傅连暲回忆，毛泽东的第一位保健医生应是陈炳辉。

     1932年春，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组成的东征军在开赴福建汀州时，当地一家福音医院的医生傅连暲见到毛泽东由于战事而过于劳累，身心疲惫，于是产生了把自己的得意门生陈炳辉派到其身边做保健医生的想法。后来，陈炳辉与傅连暲的女儿傅维莲结了婚，成了傅连暲的女婿。

     据传，长征开始后，傅连暲随军行动，而陈炳辉则被留在瑞金的中央红色医院，顺便照管傅连暲的母亲和自己的小孩。不幸的是，陈炳辉在1935年被国民党“还乡团”逮捕杀害了。王鹤滨在《走近伟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兼秘书的难忘回忆》一书中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傅连暲曾告诉王鹤滨，王鹤滨是派到毛泽东身边担任保健医疗工作的第三位医生。傅连暲说：“我给毛主席派去的第一位医生是我的女婿，他和我的女儿在反‘AB团’时，被当作‘AB团’分子错杀掉了！”

     这么来说，毛泽东的第一位保健医生陈炳辉并非是被国民党杀害的，而是被错杀的。可惜相关的史实近乎阙如。

毛泽东的第二位保健医生周毅胜

     长征结束后，红军在延安成立了中央医院。当时中央医院的医生何穆、金茂岳、伍义泽等都给毛泽东看过病，白求恩和平医院院长鲁之俊、医大校长王斌和副校长史书翰、军委卫生部顾问马海德等也都给毛泽东看过病，但他们不是毛泽东的专职保健医生。其中，鲁之俊用针灸治好了毛泽东的肩周炎（中央医院曾派护士长何奇协助治疗），金茂岳也曾为毛泽东治疗过这个病。当时金大夫发现毛泽东办公的窑洞里面有一个防空洞，防空洞的门就朝着毛泽东住的那间窑洞，正对着他办公的桌子。毛泽东一般都是晚上伏案写作，防空洞里的冷风直接吹到他的肩膀上，这就是他患肩周炎的病因，于是金大夫建议毛泽东挪开桌子，躲开防空洞的洞口，再在防空洞洞口挂个门帘挡风，以解决他肩背受寒的问题。后来毛泽东用这一现成的例子，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讲话时说：“所谓学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主观主义的毛病。所谓党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宗派主义的毛病。所谓文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党八股的毛病。这些作风不正，并不像冬天刮的北风那样，满天都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现在已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作风了，这不过是一股逆风、一股歪风，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如果你们不相信，就去问一问金大夫。”

      至于当时给领导人看病和做保健工作，仅仅一个傅连暲医生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他建议设立专门的部门和医务人员来负责领导人的保健工作，即专职的保健医生制度，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了批准，有关方面遂在枣园筹备中央卫生所负责其事，而领导人的保健工作则由卫生处和中央社会部共同负责。

     1943年秋，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陆续搬到了延安的枣园，随之中央书记处也搬到了枣园。随后，周毅胜被调到正在筹备中的中央卫生所，并成为毛泽东的第二任保健医生。后来，傅连暲告诉王鹤滨：毛泽东的第二个医生名叫周毅胜，“他现在是一个旅的卫生部长”。

      周毅胜，1913年出生于江西上犹县一个贫苦农民家中，17岁参加赤卫队，1932年12月参加红军，因在反“围剿”战斗中受伤住院。后来红军总卫生部部长贺诚巡视战地医院时，从痊愈的伤病员中挑选了一些有文化或有祖传医技的青年到卫生学校学习，为红军培养医务人员。周毅胜因曾随祖父习武学医，会推拿接骨、采药疗伤之法，得以入选。他曾担任红五军团医训队班长，后成为红四方面军总部卫生所的一名医生。

     长征结束，红军到达延安，周协助傅连暲组建边区医院，曾担任卫生所所长、医务主任兼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周初见毛泽东，毛泽东即对他说：“弼时同志身体不好，你要多照顾他。”还说：“你们这个卫生所不仅要为我们机关工作人员服务，还要为当地的人民群众服务，搞好军民的防病治病工作。”于是，周不仅是毛泽东的保健医生，还在枣园的后山上筹建了中央社会部卫生所（中央医务所)，担负着中央机关、社会部、中央警卫团、后沟训练班、托儿所等单位的医疗工作。中央医院的各科主任经常到这个卫生所出诊，还为附近的老百姓治病。

      周毅胜作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与之一起工作的还有自1934年即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医护警卫员钟福昌（后更名钟光，在延安医大毕业后也成为了一名医生），此外还有3名护士和1名药剂师。

毛泽东后来的保健医生

      周毅胜1945年5月调离工作岗位，毛泽东的第三任保健医生是任玉红。

      任玉红，四川人，1919年11月生，1932年底参加游击队，翌年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4月入党。曾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一团卫生队看护员，第十师医院看护长、医官，参加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以及红四方面军的长征。长征结束后，于1937年2月调至红军卫生学校学习，翌年8月调赴延安中央总卫生部，后分配到中央党校卫生科工作。1941年2月赴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学习，1945年5月调至枣园中央机关医务室工作，先后任医务室主任兼中央书记处保健医生，并担任毛泽东的保健医生。

      任玉红后在河北平山担任卫生处副科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军直卫生处科长、军委办公厅卫生处副处长、总参行政经济管理部卫生处长、总参管理局副局长和正军职顾问等，晚年著有《任玉红回忆录》。

     随后担任毛泽东保健医生的是王鹤滨。

      王鹤滨，1924年出生，河北人，毕业于晋察冀白求恩医校、延安中国医科大学。1944年在延安医大附属医院担任住院医生，后调至中共中央军委卫生部医政科，兼任中央门诊部眼科医生。1948年3月，他随同傅连暲、金茂岳（外科、妇科）、李得奇（牙科），以眼科及耳鼻喉科医生身份前往陕北前线，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看病和体检。翌年，他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第一位保健医生兼毛泽东的生活秘书（任公安部第九局检验室主任，并接替叶子龙任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同时兼顾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的保健工作。

      1950年10月，任弼时病逝，有关方面加强了对领导人的保健工作。当时中央警卫处设立了保健科，随即调配医生、药剂师、护士等增加保健人手。王鹤滨当时还兼任保健科副科长（科长徐福静，副科长还有王力平）。除毛泽东之外，其他领导人的保健医生也迅速到岗。

      其时以及此后，在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之中，包括有王鹤滨（苏联医学副博士，主治心脑血管）、王新德（苏联医学副博士，主攻神经病学）、徐德隆（主攻神经病学）、陶桓乐（主治老年病）、陶寿淇（主治心脏内科）、姜泗长（主治耳鼻咽喉科）、胡旭东（主治心脏科）、吴洁（主治心脏科）、方圻（主治心脏内科）等。王鹤滨后来撰写、出版了许多回忆录，有《紫云轩主人——我所接触的毛泽东》《毛泽东的保健生活与养生之道》《我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走近伟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兼秘书的难忘回忆》《在伟人身边的日子——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兼生活秘书的回忆》等。

      王鹤滨之后，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是周泽昭。周泽昭，重庆江津人，1926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医学院，著名外科专家。1940年，他应周恩来的邀请，赴延安为中央领导人会诊，途中被国民党军警扣押，至1945年才到达延安，随即担任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外科教员，讲授普外科、骨科和战伤外科等。抗战胜利后，任中央医院外科主任，为中央领导人做保健工作和培训全军医学干部。

      周泽昭在解放战争中曾收治伤员达万名以上，因此荣立特等功。周泽昭后任第一军医大学校长、北京医院院长、重庆医学院院长兼重庆外科医院院长。1949年入党。1955年，他当选为中科院生物学部委员。

     周泽昭在1953年至1957年任北京医院院长、外科主任期间，同时负责毛泽东的保健工作。他还曾为重要外宾金日成、西哈努克、德田球一、拉达克里希等治过病。

     在1953年秋至1957年春期间，担任毛泽东保健医生的还有徐涛。

     徐涛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系，是著名的老年病学专家，曾任解放军305医院副院长、院长。1971年至1972年，他还担任过毛泽东医疗组的副组长。

      徐涛之后，担任过毛泽东保健医生的还有李志绥，其自称开始担任毛泽东保健医生是在1954年，但据分别担任毛泽东秘书、医生、护士长的林克、徐涛、吴旭君三人所著的《历史的真实——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证言》，实为1957年。